秋去冬来，冬去春来，又是一年过去。在春风的轻抚下，大明朝的心脏——京师，渐渐苏醒。正月十五刚过数日，新年的欢庆之声还在耳边回响，而一条消息已在民间传开：万历爷御驾即将南下，前往泰山封禅。
封禅，不仅是对天地的敬仰，更是对三十年来万历中兴的一次壮丽展示。至如今，天下间几乎无人敢于质疑“万历中兴”一说，因为经过几乎一年的全方位舆论宣传，别说是士林上下，就算贩夫走卒都已经把今上万历爷的“十全功业”记得清清楚楚。
“十全功业”这个词是高务实提出的，虽然远在天竺坐镇的刘馨听到后在私下评价了一句“恶趣味”。但不同于乾隆的所谓“十全武功”，按照以京华报业为首的宣传口之归纳，万历爷如今的“十全功业”还真不是胡说八道，而是每一条都能一一印证的客观事实。
何谓“十全功业”？是以下十条：
其一，政治稳定：赖陛下洪福，英明睿断，以及前相高拱、郭朴等，直到现任内阁首辅高务实为止的诸多贤臣之努力，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平衡，使得国朝政治更加稳定，做到了上下一心，其利断金，这就为大明如今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其二，经济发展：在历任首辅，尤其是今相高务实的推动下，大明朝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百姓生活水平提高。
这一点尤其值得展开来说：例如农业，是高务实引入并推动了玉米、番薯等高产物种的种植与推广，又在辽东试验并推广了来自日本东北的耐旱水稻，使得大明北方这些年即便连年受灾，也没有出现最糟糕的局面，增产的粮食配合朝廷的主动移民安置政策，让灾害导致的损失降到最低，无论士林民间，都将此事称之为“历代之未有”。
手工业更不必说了，从高务实当初打着“实学实践”的幌子创办京华开始，京华就是大明新型手工业发展的领头羊，继而又带动了许多实学派的官员家族和北方商贾成为其名下各个产业的配套供应链之一，各方由此开始共同发展、互相促进。
时至今日，京华名下的产业部门已然多不胜数，从军工到民生，亦或军民两用，京华几乎无不涉足，但又有所自制。
这种自制尤其难得，比如在一些仅仅涉及基础民生的产业上，京华明明可以依靠先发优势继续发展，但却被高务实下令分批变卖，将之分别交给多家民企自由竞争，而京华不做垄断。
这里头最著名的就是京华香皂——作为高务实发家的第一款重点产品，在万历二十年时，高务实就将香皂的基本配方公开，任由各地民企自行使用或研发新的香型、品类来互相竞争。这件事，包括其他一些类似的事情，也是高务实能在士林民间免于许多指责的重要原因。
至于商业，如今回顾来看，“北洋海贸同盟”的成立算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会”，并不排斥和抑制内部竞争，但又对外保持为一个整体商业集团，使得其内部各家族、企业“对内收割”的镰刀被强力压制，而“对外收割”的力度则大幅增强。
这种模式如果放大到国家层面来看，有点像西方所谓的“重商主义”，即认为国家财富的累积体现为赚了国外多少贵金属货币。但是，西方各国的情况与大明不同，重商主义在他们那儿有严重的后果——重货币(贵金属)而轻实物往往会导致国内物价失控，然后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反过来遏制生产力的发展。[注：考虑到大家不爱看“论文”，我就不展开了。]
然而大明不同。大明乃至中国古代很多时期，往往都受困于一件事：生产力杠杠的，但是货币严重不足，确切的说是重金属货币严重不足。而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而言，非常、非常、非常有害。
货币不足带来的问题可不仅仅是交易不便，尤其是大规模、高价值交易很难完成这一点。货币不足会导致货币价值持续上升而百姓购买力不断下降，进而降低经济活力——举个例子，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有钱人很喜欢把银子、铜钱埋起来？除了“没有优秀的投资标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些“钱”就算放着也会越来越“值钱”，那你有多的钱当然就放着了，反正有得赚啊。
钱都被埋起来了，民间交易就更困难，贵金属货币价值又进一步升高，民间经济活力就越差，恶性循环停不下来了。而对于朝廷来说，这里的问题还要更严重。
为何中国古代的税收往往以实物为主？明明实物税收会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比如你征收一百万石粮食送到京师，光是运输途中就要折损好几成。可是历代朝廷难道都是傻子，看不到这一点吗？他们当然看得到，只是没办法在内部解决，因为中国的贵金属产量相较于实际生产力而言压根就不够啊，你内部怎么解决？点石成金吗？
海贸为何重要？大明的商品生产力太强但贵金属不足，而海贸就是把商品交换出去，去和海外那些生产力低下但是贵金属富余的地方做交易，把贵金属换回来，使得大明国内的经济达成“钱与货”之间的平衡。
这一平衡达成之后，只要高务实控制好力度，让国内处于极轻微的通货膨胀状态，埋银子和铜钱的人就会发现，现在埋钱不划算了，一百两银子埋一年就会亏1-2两，那怎么能行呢？必须把钱挖出来投入有赚头的行当！
于是，他们多半就会加入高务实创造的经济正循环体系之中，要么引进玉米番薯耐旱水稻提高产能，要么去搞京华的手工业配套生产，或者加入商业洪流去促进商品流通——管他怎样，反正都符合高务实的期望。
所以说，海贸确实是为了赚“钱”，但根子却不在于“钱”，而在于用这些“钱”来达成中国内部的经济平衡。高务实前世时看到过无数搞海贸的，却没看到几个点出问题关键的。现在，他自己实践了。
正因为这是一套整体的经济运行模式变更，不是仅仅搞点银子回来那么简单，所以他才会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来铺垫和逐步推进。好在，目前看来一切顺利。
其三，军事强化：万历朝通过京营改制，一定程度上改革了军制，在京营即“中央军”层面强化军队的训练和管理，使得大明朝廷直属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巩固皇权的同时也让政局更加稳定。
前期，禁卫军这支精锐部队的建立，不仅提升了京畿附近的防御能力，同样也提高了对外威慑力和实际作战能力，这从灭元之战就能看得出来。
而对于边军或者说地方军，高务实早期无力干涉太多，只能从后勤军械等方面来为他们做“温补”。即便如此，各地边军的战斗力也明显出现了逐步提高的可喜形势。而到前不久高务实提出的甲种军、乙种军等分级军改计划，便是军事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体现。
军改的成果可就太多了，万历朝这些年安南定北援东征西，甚至还可以带上“平内”，哪一场仗敢说不是得益于军改的成功？
其四，文化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万历朝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科举制度虽然还有一大项目尚未完成，但高务实已经成功的给科举打了一个小小补丁：先搞了“十分制”，再给出一个“同分额外补充项”。
即现在科举实行计分制，十分为满分，考题与以往一样，都是名义上考四书五经，实际上主考四书，尤其是本经。高务实真正的补丁在于后面那个“同分额外补充项”，即如果两个考生或者多名考生都是同一个分数，比如说十分，那么就从“增考科目”中再比个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