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朝廷的礼仪法度，不能用于军队，军队的礼仪法度，不能用于朝廷。所以德和义就不会互相踰越。君主必须敬重不自夸的人，因为不自夸的人，是君主所宝贵的人才，如能不自夸，就说明他没有奢望，没有奢望就不会和别人相争。朝廷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一定会掌握真实情况，军队里能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事情就会得到妥善处理，这样，有才技的人就不致被埋没了。对服从命令的人，上级要给予奖励，对违抗命令的人，上级要给予制裁，这样，有勇力的人就不敢违抗命令了。民众经受了这些教育，然后再慎重选拔任用他们。各项事业都治理得很好，各级官吏就尽到职责了。教育内容简明扼要，民众就容易学得好，习惯一经养成，民众就会按习俗行事了。这就是教育的最大成效。
古人用兵，追击溃逃的敌人不过远，追踪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迫近。不过远就不易被敌人诱骗，不迫近就不易陷入敌人的图套。以礼制为规范，军队就能巩固，用仁爱为宗旨，就能战胜敌人。用这种方法，取胜以后，还可以反复运用，因而贤德的人都很重视这种方法。
虞舜在国内告诫民众，是为了使人们理解他的命令。夏启在军中誓师，是为了使军队事先有思想准备。商汤在军门之外誓师，是为了使军队事先了解他的意图以便行动。周武王在两军将要交锋的时候誓师，是为了激励士卒的战斗意志。
夏禹用德取天下，没有使用武力，所以当时兵器种类比较简单。商汤用义取天下，开始使用武力和兵器。周武王用武力取天下，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兵器。
夏代在朝廷上奖励有功的人，是为了鼓励好人。商代在集市上杀戮有罪的人，是为了警告坏人。周代在朝廷上奖励有功的人，在集市上杀戮有罪的人，是为了勉励“君子”，震骇“小人”。三王的办法虽有不同，但是鼓励人们为善的精神是一致的。
各种兵器不配合使用，就不能发挥威力。长兵器用以掩护短兵器，短兵器用以抵近战斗。兵器太长就不便使用，太短就打击不到敌人。太轻就脆弱，脆弱就容易折毁。太重就不锋利，不锋利就不中用。
兵车：夏代叫钩车，注重行驶平稳；殷代叫寅车，注重行动迟速；周代叫元戎，注重结构精良。旗帜：夏代用黑色，取其像手持人头那样威武；殷代用白色，取其像天体那样皎洁；周代用黄色，取其像大地那样深厚。徽章：夏代用日月，表示光明；殷代用虎，表示威武；周代用龙，表示文采。
治军过于威严，士气就会受到压抑，缺少威信，就难以指挥士卒克敌制胜。上级使用民力不适宜，任用官吏不恰当，有技能的人不能发挥其作用，牛马也不能合理地使用，主管者又盛气凌人地去强迫人们服从，这就是过于威严。过于威严，士气就感到受压抑。君主不尊重有德行的人而信任奸诈邪恶的人，不尊重有道义的人而任用恃勇逞强的人，不重用服从命令的人，而重用专横武断的人，不重用善良的人，而重用残暴的人，以致引起民众反抗官吏，这就会降低威信。缺少威信，就不能指挥士卒去战胜敌人。
军队行动，以从容不迫为主，从容不迫就能保持士卒力量的充沛。虽各冲锋陷阵中，步兵也不要快步走，兵车也不要奔驰，追击敌人也不准超越行列，这样才不至扰乱战斗队形。军队的稳固性，就在于不打乱行列的秩序，不用尽人、马的力量，行动的快慢决不许超出命令的规定。
古时候，朝廷的礼仪法度不用在军队中，军队的礼仪法度，不用在朝廷内。如果把军队的礼仪法度用在朝廷内，民众的礼仪风气就会被废弛，把朝廷的礼仪法度用在军队中，军队的尚武精神就会被削弱。因为在朝廷上说话要温文尔雅，在朝见君主时态度要恭敬谦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国君不召不来，不问不说，朝见时礼节隆重，辞退时礼节简单。在军队中要昂首直立，在战阵中要行动果断，穿着铠甲不跪拜，在兵车上不行礼，在城上不急走，以免惊扰士众，遇危险不惧怕以免惑乱军心。所以礼和法是相互为用的，文和武是不可偏废的。
古代贤明的君王，表彰民众的美德，鼓励民众的善行，所以没有败坏道德的事，也没有不遵守法度的人，因而无须用赏也无须用罚。
虞舜不用赏也不用罚，民众都能听他使用，这是由于有了高尚的道德。夏代只用赏而不用罚，这是由于有了良好的教育。商代只用罚，而不用赏，这是由于有了强大的威势。周代赏罚并用，这是由于道德已经衰败了。奖赏不要过时，为的是使民众迅速得到做好事的利益。惩罚要就地执行，为的是使民众迅速看到做坏事的恶果。大胜之后不颁发奖赏，上下就不会夸功，上级如果不夸功，就不会骄傲了；下级如果不夸功，就不会向上比了。上下都能这样不夸功，这是最好的谦让风气。大败之后不执行惩罚，上下都会认为错误是在自己。上级如果认为错误在自己，必定决心改正错误，下级如果认为错误在自己，必定决心不再犯错误。上下都像这样争着分担错误的责任，也是最好的谦让风气。
古时对于守边防的军人，服役一年后，三年内不再征调他们，这是看到他们太辛苦了。上下这样地互相体恤，就是最团结的表现。打了胜仗就高奏凯歌，表达喜庆的心情。结束战争后，高筑“灵台”集会，慰劳民众，表示从此开始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