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惯上，华北、东北各地多称银号，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各地，则钱庄、银号两种名称都有。
在兰州不论规模大小均称银号，又分三种：门市银号，经营银钱兑换，收入贴水；驻庄银号，系外地钱庄派驻单位，所营存放汇业务均通过当地银号进行；普通银号，经营存放汇兑换业务，是当地基本队伍。
广州钱业分为三类：银号，以放款为主；西号，以汇兑和存储官款为主；“五家头”或“六家头”，以开炉倾销银锭为主，相当于银炉。
由于长期经营习惯，各地还有许多名称和做法。
明代建成的钱庄，延续到清及民国继续发展。
清以银两为主，兼用制钱，晚期加上银元、铜元和纸币，延伸到民国沿用，更为复杂多变。
这五大类货币之间及其本身就有多种成色、版别、折价、鉴定、公估、兑换行情及地区差价等等的计算行用。
因此，清初四朝时钱庄业务愈加活跃，除包揽兑换外，还大做存放汇和保管保证等业务，并发行钱票和其他票券，成为该期的主要金融机构，操纵兑换和银行大权。
嘉道年间，清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财政困难，市面不景气。
有些钱庄投机倒把，多有倒闭。
咸丰年间，京沪等地钱庄出现倒闭风潮，如咸丰三年二月十五日这天，北京就因挤兑风潮，倒闭钱庄二百多家。
清末及民初，在洋行和外国银行扶植下又兴盛起来，趋向买办化，成为外商银行势力进入内地的工具。
19世纪20年代，在沿海地区，特别在五口通商地，钱庄、外国银行、本国银行一度成三足鼎立之势：随着钱庄地位渐次被银行所取代。
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后，钱庄在银两、银元和兑换业务上的好处所剩无几；加上金融垄断资本挤压，钱庄更形困难，到抗战时期已经奄奄一息。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业又重燃起发展希望。
1947年10月16日，裕丰、南京两地钱业发起在南京介寿堂举行“民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大会。
但不久，随着内战的爆发，钱庄每况愈下，除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还有信用活动外，在大城市仅能苟延残喘。
解放后，钱业于1952年底并入公私合营银行。
钱庄银号在各个时期经营的业务多有不同，就民国时期而言，有的是前朝沿袭下来的。
庄票信用卓著，在市面流通，如同现金，为中外贸易双方所认可，被外商称作“在贸易中非常有价值的中国金融文件”。
钱庄按存户寄存钱(银)填发存款收据，不记名，认票不认人，可流通市面；后演变为印发固定形式票据，随时填写金额加盖印章；最后由钱庄印成一定金额具备各种核对条件的钱票或银票，统称庄票，可在各地通用。
洋厘银拆，这是钱庄银号的两个独特经营方式，作为操纵金融行市的手段，对钱庄发展起重要作用。
洋厘者，“洋钿行情”也，即以银两表示的银元市价。
俗称银元为洋钱或洋钿，银元一枚合库平银七钱二分或漕平银七钱三分，以此为市价基础，随行市涨落至厘位止，故名洋厘或厘价。
以银两为计算标准拆借的利率叫银拆，以银元计算的叫洋拆。
钱业中有时统称银拆或拆息。
这是钱庄同业之间相互拆借的利率，由钱庄同业公会，或钱行、钱业公会操纵。
民国初期，银元行市逐渐统一。
1915年取消龙洋行市，1919年取消鹰洋行市统一洋厘行市，洋厘行情长期下跌。
1930年后厘价猛跌，1933年规定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元一元为法定换算率，停开洋厘行市，所有银行钱庄均应以银元为本位币，银拆改名拆息，全国通行，史称“废两改元”。
钱庄多吸收商人存款，并代收票据。
政府公款也有一部分存入银号，均为往来存款。
所经营放款由信用放款、抵押放款、短期拆息等；放款对象主要是商号，年给出口各行业大量货款，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民族工商业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民国初期，钱庄汇划业务迅速展开，深入内地。
裕丰的钱庄就同武汉、镇扬、宁绍等地钱庄建立业务联络网，有联号、代理关系等，通过这些地区向内地渗透。
口岸钱庄在外国银行洋行操纵下，以资金支持内地钱庄，根据合约办理汇划，每年进出高达数千万两，有力地控制内地金融，并为外商对华收购倾销原料商品充当买办。
钱庄还经营生金银买卖，鉴定金银、银元和各种金属货币的成色、重量和真假，并核定其价格。
有些资本雄厚的钱庄还附设或控制银炉、银楼、金店、铸造和买卖金银器饰。
钱庄不仅利用其左右兑换的特殊地位，长期操纵银两银元市价，还进行证券、公债、花纱布等等投机。
当时裕丰的钱庄，多为江浙财阀所把持，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对全国金融市场有举足轻重影响。
其组织可分两大类，按其业务性质和信用能力，分为汇划庄和一般钱庄。
汇划庄称大同行即大钱庄，他们的票据收解，可以互相抵解汇划。
这种汇划庄势力大，有左右市面的实力。
一般钱庄称小同行或未入园钱庄，其中又分元、亨、利、贞四个等级。
元字钱庄又称挑打钱庄，即挑担钱庄的转音。
因从前运送制钱用人挑送，故名。
亨字庄叫“关门挑打”，它每天的收解均托汇划庄或元字庄代办。
利字庄又叫拆兑钱庄，不做存放款，只营趸批兑换货币及买卖金银，也做量兑。
贞字庄最小，即烟兑店，又名现兑钱庄、门市钱庄、烟纸钱庄，专做另兑生意并兼卖烟纸日用杂货。
裕丰的钱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历来有种种说法。
在南市最初出现一批钱摊，仅营兑换业务，因当时南市已成为城乡货物集散地和有多种货币流通使用，后由钱摊逐步固定为钱店。
太平天国军队东进苏杭时，南市商业迁入租界，北市尤为繁盛，不少钱庄北迁。
光绪初年，钱庄已自成行业，有汇划庄105家，南市42家，北市63家。
其同业公会设在“内园”，为南北市钱行的总公所，后称钱业公会，与银行公会并立，延续到民国时期。
钱庄因投资者和经理的籍贯不同，形成钱庄中地区性帮别，有绍兴帮、宁波帮、苏州(洞庭山)帮、松江帮、浙江南浔帮、镇扬帮、安徽帮及本帮等九个帮别。
其中绍兴和宁波帮势力最大。
据1932年统计：在黄浦区内64家钱庄中，绍兴帮占514，宁波帮占222。
尤其是绍兴帮，当北方票号盛行时，其力量能阻止北方票号势力越过长江。
民国时期，裕丰已是全国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对内地交易往来频繁，汇划、换算、洋厘、银拆、申票等等营业项目，均占优势，使裕丰的钱庄利用复杂难测的兑换内容，从中盘剥渔利，从而垄断兑换市场。
裕丰钱庄在外商华商之间，以庄票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纽带，庄票如同现金，是早期外国银行惟一认可的中国票据。
在外国银行货款调控支持和洋行买办牵线下，担任买办性开路工作，成为外国银行向中国内地渗透的工具。
钱庄与商家关系密切，通过存、放、汇、发行庄票和兑换业务，对商家融通资金，调剂头寸，清算账务，使其得以灵活周转，持续营运，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密切，所以钱庄已成为控制商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庄在战乱和通货不稳的过程中，不断投机倒卖，企图牟取暴利，往往在中外银行收缩放款及银根奇紧声中，发生倒账风潮，商家亏欠钱庄巨款无法偿还，形成大批呆账，从而影响有些钱庄倒闭。
这种情况不断发生，其影响很大的，如贴票风潮、橡皮风潮，民国十年的信托交易所风潮，民国二十四年的金融风潮，等等。
震惊全国，波及工商各界，使很多人上当受骗，损失惨重。
天地会银行虽然还在初创阶段，还很不规范。
韦宝暂时也没有想过左右哪里的金融，能起到稳定天地会治下直属地区的能力就足够了。
其实要玩金融战，和晋商在更广阔的区域竞争也不是不可以。
韦宝不想那么做，因为那么做，吃亏的只能还是老百姓。
“就算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也没办法做主，先治好我父汗的病，其他的事情，只能让我父汗自己病好了，他老人家自己拿主意。”聪古伦格格道：“你让看病的郎中和谈判的使者随我们一起回去吧，这些话，让你的人自己对我父汗说，我不转述。”
韦宝笑了笑，能体谅聪古伦格格的难处，聪古伦格格夹在两大势力之间，已经是左右为难，这些话她转述的话，等下别人还骂她吃里扒外。
“可以的，替你父汗看病，与议和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但我还是要让人把话说在前面！你们想好了让人看，我们郎中才为努尔哈赤看病，不管治得好治不好，不关天地会的事情，也不能难为医生。”韦宝道：“等努尔哈赤的病情好转了，让他自己派人来请我们的议和人员吧。我会让议和人员去义州城外的军营等着。”
“还有，你现在就要撤走义州城外的军营啊！不能留人，这是我父汗明确提出来的，你们必须先拿出诚意。”聪古伦格格道。
“诚意我可以拿出来，但不能全部撤走，不能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留一个五百人的营吧。你们在义州城有将近五千兵马，不会怕我们五百人吧。”韦宝笑道：“再说，人都撤走了，我的议和人员上哪儿去。”
“议和人员可以随同郎中，和我们一起回义州城呀。”聪古伦格格道：“你既然都肯撤去兵马了，还留几百人干啥，这不是恶心人的嘛。”
鲍承先倒是赞同韦宝的看法，只是鲍承先站在的是金国的立场，此时不可能说话。
韦宝无奈的笑道：“我不是你老师，不能每件事都给你上课。我这么做，对两家都好。郎中给你父亲看病，也不要用我天地会的名义，我并不需要你们领我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