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后来，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
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
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
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崇德年间，虽然不再发生大批汉人被杀，或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极却仍然注意缓和清朝的社会矛盾。
他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
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
但皇太极并未因此动摇其国策。
此后，皇太极屡下谕旨，主要政策有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
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
下令禁扰汉人，“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
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
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
皇太极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
天聪二年，1629年十月，建奴兴师伐明，皇太极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
皇太极“恩养”辽东汉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由于民族的、阶级的局限，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皇太极也是袒护满族，压迫其他民族的。
首先，他在极力淡化汉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同时，又极力强化满人的民族意识。
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关掳掠上百万人畜，统治地区日渐扩大，人口剧增，再加上先进的汉族文化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击整个满族社会，这一切引起皇太极的高度警觉。
他先是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在语言方面，皇太极针对民族同居、满人学习汉语的情况，强调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
当时，不会满语就会受歧视。
不少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
同时，还规定官名及有关城邑名俱改为满文。
本来，努尔哈赤时期曾于天命五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下设千总四员”。
皇太极则规定，“先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叫”，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
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
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时期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
皇太极还一再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的习俗。
力图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满族人民的民族意识。
天聪初年，皇太极基本继承了乃父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认为上天威力无穷，可以立君，可以兴国。
他曾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
皇太极又说：“兴之、扬之、定之，悉在于天，非人力所能强得也。”
对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间是非这一点，至少在天聪四年，1630年以前他还是信从的。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在遗朝鲜国王李倧书和致明宁远守将袁崇焕书中都说：“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乃以我为是，以明为非。”
对“上天眷命”也存有一定信心。
尤其在他亲率军队征明，一举攻克遵化城时，兴奋地宣谕将士：“已蒙天佑，克奏肤功。然此犹佑我之小者，后此之佑命锡福者，更大有在也。”
皇太极对上天“佑命锡福”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综观皇太极一生言行，可以看出，虽则他对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天命靡常”则是他思想的主流。
在永平、滦州得而复失之后，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大凌河，临行前他对诸臣说：“今日天心所向，岂能预知。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尔诸臣当申明法纪，教诫士卒，恪遵训谕，切识于心。”
对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后金心中没底，流露出天命无常的思想意识。
天聪八年十二月（1635年2月）牛录章京刘学诚条奏建天地坛，皇太极览奏后答曰：“至于建郊社，立宗庙，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业，彼时顺承天心，恭议大典，未晚也。”
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天命无常的思想。
在皇太极看来，天命无常，“天道甚微”，天命是否归于后金是个未知数，但君主在上天面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天意是可以通过君主的行为来改变的。
他吸收了中国原始儒学中的“德政”思想，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进步天命观。
他对文馆诸臣说：“见史臣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称。今朕承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遂以为天子，为天所亲爱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天命靡常，宁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鉴而已。”
皇太极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体天心”“行善道”的“有德者”才配得上天子之称。
战略思想上，皇太极在国力较弱之时，曾采取对明暂时议和，以争取时间的战略。
但大臣们都知悉入关夺取明政权是皇太极的夙愿；即所谓“皇上志在中原”。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与明的宁锦之战，大小数十次，后金以失败告终。
是年，因朝鲜李倧政权采取敌视后金之策，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即命阿敏等攻打皮岛的毛文龙，顺击李氏政权；直至李倧请和。
但此时的后金与努尔哈赤之时已不同，后金势力已经壮大，并不惧怕李氏政权从后方对其攻击。
故皇太极要采取的是进攻战略。
但皇太极的决定却遭到贝勒们的反对；故后金统治集团内部战略思想出现争议。
皇太极是通过盛京君臣大讨论，对明、蒙、朝三大敌方势力进行战略判断，并及时地对原有判断作出调整。
皇太极最终战略目标是明朝，攻明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原则性、纲领性任务。
但贝勒们的“共识”中'有一个“隐患”，就是太过轻松地估计了对明作战；没有深刻地考虑到对明作战的旷日持久；这一点只有皇太极有思想准备。
在总的战略之中，根据战局发展，突然派兵征伐李倧，解决后顾之忧。
而从天聪年间起，四次入关征明，也证实了要灭明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这正如皇太极的伐大木理论所言：取燕京如伐大树，需要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
明朝虽已腐朽不堪，但作为一株百年大树，尚未达到自仆的程度。
而先解决李氏政权这个后顾之忧，无疑会为后金增加新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后顾之忧。
而后崇德年间迫使李氏政权臣服，确实证实了皇太极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
皇太极从天助神佑的天命观出发，强调“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无道者，被天谴”。
皇太极认为自恃其力，恣行杀夺，人心未合，必然失败；力行仁义，勤治农桑，发展经济，扩充实力，争取民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先后组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完善了八旗兵制。
要求部队严格训练，“操演娴熟”。
在保持和发展八旗兵骑射长技的同时，重视采用先进的军事技术，利用汉人工匠制造红衣炮，组建炮兵部队，增强战斗力。
治国治军，主张以人才为本，不论民族、资历，惟才是用。
以“满汉一体”为号召，争取汉人支持，重用汉人降臣降将，以汉治汉。继承努尔哈赤“伐大木”的战略思想，并根据后金“家邦未固”、“四境逼处，素皆不协”的内外形势，进一步确定了先征服弱小之敌，拆散敌人之间的联盟，解除后顾之忧，尔后集中力量攻击强敌，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
改变努尔哈赤单纯依赖武力连续攻明的战略，采取讲和与自固的灵活政策，以达到麻痹敌人，争取民心，赢得时间，壮大自己的目的。
皇太极五次派兵避开明朝坚固的正面防线，绕道入关，深入京畿，不断削弱明朝实力，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为最后决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作战上，皇太极善于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战法和策略。
大军压境，速战速决；掘壕筑墙，久困长围，围点打援；武力征讨与政治招抚相结合，成功地指导了对朝鲜、漠南蒙古和明朝的战争。
皇太极的军事思想，吸收了中原汉族军事文化，丰富和发展了满族的军事思想，在清代前期有重大影响。
比起韦宝这个真正的重生穿越巨，皇太极也很像是一个穿越来的人，他总是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很少犯错。
“聪古伦，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向韦宝求救。先不说我们与宝军的仇恨，单说宝军，与明军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和大明暂时议和，但绝不能与宝军议和！因为大明大，在他们眼中，我们大金国是很小的，小的像是一股山贼！而在宝军眼里，我们是两颗并肩长成的大树，不管是他的壮大，还是我们的壮大，都一定会对对方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可能与宝军议和。”皇太极道。
“可父汗的病怎么办？难道父汗对我大金国不重要吗？”聪古伦格格生气道。聪古伦实在想不到，居然是皇太极带头反对向宝军求救。
莽古尔泰道：“我也不赞同向宝军求药，但我曾经被宝军俘虏过，我不得不说，宝军的药是有效的，很神奇，我上回受了很重的枪伤，还有之前的毒疽之毒，宝军不用数日，帮我一并治好了，我原本还以为我肯定死定了。”
众人都对莽古尔泰的话很疑惑，都暗忖，你这到底是让向宝军求药，还是不让向宝军求药？
“父汗的伤势要紧，现在到了危机关头，也顾不上这么多了，还是大家举手议事吧！”代善这时候少有的露出决断，举手道：“赞同向宝军求药的举手！”
在场的建奴将领们互相看了看，都很迟疑。
除了代善，只有聪古伦格格立刻举手跟随，此外还有几名年幼的贝子。
莽古尔泰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举手了。
莽古尔泰这一下举手至关重要，立刻有多名将领跟着举手。
这一下，举手的人和不举手的人就看上去差不多了，目测很难分出哪一边人多，哪一边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