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文现象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大明的妒妇现象如此严重，上到皇帝，下到普通百姓，女子妒夫，却没人认为有问题？
这可是封建社会！
这不是大明的女子地位有多么的尊崇，只不过是女子太少了的缘故。
摔婴是摔死得了天花的孩子，那么溺婴，就是人工筛选，将出生的女童直接溺死，就是一种残忍的、民间的、普遍存在的人口控制机制了。
摔死女娃，留下男的做劳动力，几乎是所有的人家默认的选择，母亲躺在床上，只能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活活溺死，却只能干哭，毫无办法。
出生，还是第一步的人丁筛选。
熬过了幼年时期，天生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之后，这些个姑娘，还要面对重男轻女的思想压迫，这种思想压迫，就导致了女童在成长至青年时期的生存问题。
而民间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童养媳遍布大江南北，富裕人家，从小门小户买一个女童，知根知底的同时，也是看着长大，轻易不会逃跑。
熬过了成长期的女孩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面临着生产问题，而每次的生产，都是一道鬼门关，但凡是跨不过去，就是一命呜呼。
在京师，成年男子与成年女子的比例为二比一，每两个成男男子，才会有一个成年的女子，这里的成年，指的是十六岁及以上。
女子如此稀少的情况下，妒妇蔚然成风，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童养媳的产生，就是富裕人家去穷人家里买女孩子，做童养媳，那穷人家，本来就不多的女孩子，在小门小户的世界里，就变的更加珍贵和稀少。
在洪武五年，天下初定，在经过了频繁的战争之后，大明的男丁已经经过了统一战争的巨大消耗之后，依旧是男多女少，京师、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媒妁之礼，六礼之费就高达五十余两。
而那时，一个蒙兀人披甲之卒的人头，也就五十两的银子而已。
为此，朱元璋在洪武五年下诏：古之婚礼，结两姓之欢，以重人伦。近世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其仪制颁行。务从节俭，以厚风俗，违者，论罪如律。
通过大明律的形式，对聘财进行了规定，结婚成本过高是要入刑的。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这条法律还被执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已经没人把这个当做一回事了。
而现在京师的普通人家的结婚成本，已经高达百两，是一个普通男丁，不吃不喝五六年才能够攒下。
不过大明百两的结婚成本，五六年不吃不喝攒下来，和后世那种动辄数十万的彩礼、又要房子、也要车子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至少在大明，女方还不会索要车驾，八抬大轿也就是结婚时候坐一坐。攒个五六年钱，还是能够讨到老婆。
穷不过三代，还不是穷不过一代，直接社会性单身，直至没有子嗣。
结婚成本过高，那解决经济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简单了。
北直隶的彩礼普遍在七八十两的范围，结婚成本百两以上，而江南，可不仅仅是七八十两了，至少的两百两起步。
经济好，只会让结婚成本更高，并不会让大明的光棍们有媳妇孩子热炕头。
高昂的结婚成本的目的是什么？传宗接代，在只能养活一个的情况下，选择性的溺婴现象，就是普遍存在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恶性循环。
溺死女婴，导致女子数量减少，结婚成本因此变得更加高昂，结婚的目的却又是为了传宗接代，如此反复几代人下去，男女比例失衡，社会问题加剧，就成了肉眼可见的社会乱象。
光棍们多会出现什么？
群小，流匪。
群小流匪也是要生存的，要吃喝拉撒，要衣食住行，他们也是要讨生活。
群小和流匪，必须要寄居在高门大户的人家，这让高门大户们的阶级地位愈加的稳定，也让大明的朝廷对地方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
整个地方，从上到小，都是缙绅们的人，朝廷怎么管？
朝中的明公们，真的看不到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不知道这种止投献的风气，形成的原因吗？
连建奴的黄台吉都看出问题的根本了，大明的明公们看不出来吗？
不，他们一清二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甚至连如何解决问题，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绝大多数的明公们，不过是选择了妥协罢了。
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百姓们揭竿而起，敲碎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富户、缙绅、巨贾、勋戚、明公，最后敲碎他朱由检的狗头。
眼下，几乎所有大明的社会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最终的答案，那就是敲碎他朱由检的脑袋，给天下人一个交待。
然后换一个皇帝上台的结果，依旧是明公们尸位素餐，缙绅们夜夜笙歌，巨贾、缙绅们作威作福，富户们有一点的小确幸关起门来，自己的日子还能过，而小门小户平头百姓们的日子愈加苦楚。
这种社会问题，改朝换代，依旧得不到解决，如此往复循环，最终，就是张养浩的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摔婴、溺婴的社会问题只是表象，天花之害，只不过是社会乱象之下一个妖魔鬼怪，牛鬼神蛇罢了。
真正得问题出在了哪里？
朱由检靠在了御座之上，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很年轻，他对社会问题了解，但是问题的根源，他不清楚，解决方案，他也没有。
他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
朱由检不由自主的想到了那个逆潮流的人口大爆炸的时代。